我瞥了一窄小的舞池里的人。弹奏变得恶狠狠的：我让你们！让你们醉生梦死！…

你知彼得是什么的？我问半法国人。

在骂声中我弯下腰，捡起地上的钱。等我上了黄包车，发现自己抖得厉害。原来我并不禁骂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我难因为彼得回到我边，到有所依仗，存心要惹一惹谁？还是彼得让我失望？他在垂死的时候一都没想到我，我不是他垂死时的安和放弃自尽念的理由，这些让我失望了？…

你还想要红包？他用了一句法语骂我。

我不用懂。他过去是个手，手在全世界海港造孽、留私生、搜罗各国下话。

那是个星期六。我结束了工作后该领薪。老板说你今晚弹得很，但我得扣掉你去跟人说话的半小时工钱。我耸耸肩。本来我息事宁人，让他把七八分钟算成半小时。但接下去他就不像话了。他说：以后让他好歹洗洗，换换衣服再到我的门来。他看上去浑虱疥疮。我低着，一动不动。一般我这副样我爸爸就知事情坏了；我给惹得太狠了。

等我到家的时候，彼得已经离去。他得赶在宵禁之前回到大宿舍去。他洗澡的药皂气味还的。空气漉漉，我的发很快一层珠。彼得是个识相的人，他把地板上的渍了，顺便了一遍整个房间。早上晾去的内衣内也被他收来，给我折叠得方方正正。我一下想象他在我这间十平米的亭间和我过小日的情景。

我歇斯底里的弹奏让这些面领会成了狂喜，他们的扭得越发的圆，面孔越发的无耻。我让你们酒绿灯红脑满！看看窗外的大街小巷，在日军轰炸中丢了和胳膊的人蜷缩在任何一个能避风挡雨的门廊下。守桥的日本兵把一盏煤油灯扔一只住着中国人的船里，大喊这样的贱民就该沉底。…

后来我也是在他的药皂气味里睡了。

给我这个月的红包。我向老板摊开掌。他若不给，掌直接就上他的腮帮上去。我们说好每月有十块钱的红包。

彼得·寇恩是个优秀的医学院学生，因为纳粹迫害到上海来给你这人渣蔑视。

谁是彼得？老板问。

他用手法语一连声地骂。我在唐人街长大，难会不禁骂？

得告诉我的话。被隔离的日他想到过自杀。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，他更加看不活下去等的是什么。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病死后自杀了。当时他没有自杀，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这个愿望。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。

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的不满足觉。初恋的人总是不满足，总觉得得到的比预期的和贪恋的要少。

老板说：你说我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英语不好。

黄包车夫的两只脚板“啪啪啪”地拍打着沥青路面。坐在车篷里的年轻女郎一晃一晃，渐渐离那片邪恶的闹远了。女郎把自己在恋人心目中的位置估计错了。天下双双对对的恋人中，总有一个更痴的。这没办法，我的心太不骄傲了。

我气婉转，一火气也没有。因为我只是在好好阐述一个事实：来上海的各鬼大多数因为在自己祖国混不人样而到上海来碰运气。在上海即便混不人样也有中国人垫底；中国人反正是可以不当人看的。

我的掌没上他脸上，抓住了他的领结。这关键时刻你们能看我是个求实的人。打耳光的动作是漂亮，但效果差些，他可以还手或忍让，把红包赖掉。捉住他的领结，一只手不够上了第二只手。等拉架的赶来，老板已经把五元钱扔在地上。

好，我换个词：人类垃圾。你这人类垃圾。来上海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够了垃圾。到了中国，你认为至少可以把中国人当垃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