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乃社把几年的账本摆在一起，算了一笔细账，终于发现粮，不但不赚钱，而且赔钱。打细算，扣除、化、农药，一亩地基本上扯平，所有的劳力投等于白了。于是压减经济投，谁知产量降了下来。孙乃社再也无心写诗了，开始对那几个鼓噪上访的人打心里赞成。后来“上访专业”刘继先他们几个的炮弹，有一些典型的数据，就是孙乃社提供的。

倍以上。拿到粮条以后，刘继安把条收集起来，给了村里，村里再拿到乡里行结算。扣除了乡统筹、村提留这些五粮三款，分到各家各的钱基本上没有了，大家也不见怪，因为事先已经算好，上去的粮，公粮和余粮折成钱，足够他们扣了。

主席的辩证法真的厉害，他老人家说“坏事变好事，好事变坏事”的规律十分灵验，又过了两年，沉重的粮任务又成了老百姓的负担。任务上去了，就降不下来了，收成不好时，仍然得上缴那么多的粮，老百姓又开始咒骂起那个早已调走的崔县长来，骂他太缺德，把任务长上去了，一拍就走了，下一任的虽然不姓崔，也是“命鬼”到了夏粮征购的时候，群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关系，一些不愿意那么多粮的人，想方设法给领导对赖，让他们征收粮款的茬越来越，征收的难度越来越大。

我们寨里的老百姓，没有多少副业收，全指望用卖粮的钱抵五粮三款。况且这几年乡、村领导学能了，发明的扣钱名目越来越多，除了五粮三款，还有各“民工建勤以资代劳”啦“保险”啦“人防费”和“畜禽防疫”啦等等说不清的项目，累计起来，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再说，卖粮本，也是群众了一年换成现钱的机会，夏季卖小麦，一季全年的上缴款，秋季卖粮，是落到自己腰包里的。小孩要上学，年轻人要婚嫁，老年人要下葬，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没有钱啥事儿都办不成，不卖余粮怎么行？于是，多卖粮的呼声越来越。

刚刚单的前几年，年年丰产，屋里盛不下了，家家喜把多余的粮卖去。可是，粮站没有那么多的仓库，也装不下了，国家调拨的速度跟不上形势发展，上级开始限制收购，严格控制群众上缴粮的数量，再也不提倡卖余粮了，这就现了历史上少有的“卖粮难”

我们县里的崔县长，冒着政治风险，跑到省里为民请命，终于要回来了增加公粮收购的指标。分下来，各家各增长了一倍多，老百姓好好地喜了一阵。就是在这情况下，孙乃社写下了那首诗，暴了他长期潜存在心里的“小农经济意识”